对“身行万里半天下”、“劳生阅百州”的苏轼来说，一生中真正的命运转折点，不是黄州，也并非儋州，而是一个常被忽略的小城——英州。英州是他职务断崖式跌落的起点，也是他垂老投荒、流放岭海的节点，同时又是他结束看管居住，实现自由奔赴的出发地。

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他作为英州知州前去赴任，可行至当涂，突然被改授宁远军节度副使、惠州安置——由地方最高长官沦为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且行动受到限制的散官。 当一路翻山越岭来到英州时，苏轼只能暂居于州治小厅西边的一间客舍。原先作为知州应住的官舍，变成了路过栖身的驿站，他朝向天涯的路越走越远。

在荒凉的旧城内转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值得探访的古迹。真正能把人的思绪带入九百多年前的，是城外半没于水中的何公桥——苏轼当年曾为它的落成写了一篇题记。

第一次来到英州的苏轼，游兴未减。他和儿子苏过一起游览了碧落洞和南山圣寿寺。在南山，他见到隐士石汝砺，饶有兴致地听他介绍罗浮山的奇闻逸事。半个月后，苏轼在前往惠州途中，于博罗下船，登上了这传说中的道家仙山。

苏轼再次来到英州，已是六年之后。辗转惠州、儋州的他，在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遇赦渡海北还。先被安置在廉州（今广西合浦），后又改为永州（今湖南永州）居住。等抵达英州时，他总算等来了朝廷对自己最后的发落：提举成都玉局观，任便居住。

这意味着，他不必再步柳宗元的后尘，赶往永州了。

虽然命运在英州再次出现转机，但此时的东坡已垂垂老矣，颓态渐显，开始步入生命终点的倒计时。

在英州，苏轼会见了即将前往广州赴任的朱服。后来朱服之子朱彧在《萍洲可谈》中，记下了初见苏轼时的印象。一方面，东坡状态尚可，一如既往地“笑语滑稽无穷”；但另一方面，却又“面多土色，靥耳不润泽”。洒脱与爽朗，依旧无法遮掩六年岭南风霜在他肌肤上所刻下的印记。这副“神采尚在”与“面色枯槁”并存的形象，正是东坡当时的真实写照：即便命运的齿轮在英州终于转向，但那盘桓于脸庞的黯淡，已不再是简单的旅途风霜，而是岁月与苦难叠加后生命的枯竭。

朱彧在《萍洲可谈》中还记载了苏轼去见他父亲朱服的轶事。行前，苏轼给朱服去信，说自己头上长疖子，不方便裹头巾，要戴帽子前往。朱彧据此认为，苏轼这是找借口而不想穿贬谪官员的青衣；并不无讥讽地说，苏轼平时看起来比较豁达洒脱，不拘于外物，但实际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地位。

朱彧的这一揣测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于头巾而言，苏轼一向喜欢，要不是头巾裹得严实，长疮的地方受到挤压会非常疼，他肯定要戴头巾，因为那闻名遐迩、广受欢迎的东坡巾，本来就是他的发明。更何况，苏轼当年见王安石这样的人物，都可以穿“野服”，又怎么会对青衣耿耿于怀？相反 他给朱服的信恰恰说明，这是对友人的尊重，而非对身份的自矜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《萍洲可谈》在记载苏轼、苏辙兄弟的轶事时，往往多有贬损。之所以这样做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得入木三分：这纯粹是为了一己之私而刻意歪曲事实。朱彧其父早年曾亲近不遗余力打压苏轼的舒亶、吕惠卿，后来又迎合蔡京，诋毁以苏轼为代表的元祐党人，这才使得朱氏在书中持论不公，颠倒是非。

除了朱氏父子，东坡在英德还会见了另外一个人。这次会见既是偶然，也像是冥冥中的安排，历史在这里悄然完成了一个闭环。